• 人们在对文化的具体发展模式、发展途径和道路

    2019-07-24 14:50:19

    原标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韩美群: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观论略 摘 要: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内在本质在于文化和人与生俱来的同在性以及人的精神性实质,离开人及其

      原标题:《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韩美群: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观论略

      摘 要: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内在本质在于文化和人与生俱来的同在性以及人的精神性实质,离开人及其精神,便无文化可言,这是文化最深层的灵魂与核心所在。从文化的源头来看,文化是人对自然的超越。从进化过程来看,文化是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化具有人的群体性特征,是文化共同体所共同享有的。文化的复杂性本质,既是人类思维的逻辑表现,也是文化实践的逻辑反映。文化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实践活动,既受到外部实践的影响和制约,也受到人自身意识活动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内部和外部双向作用,决定了文化自身特殊的发展规律和逻辑,即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文化发展规律的基本趋向一致性和路径选择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文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统一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传统视域下农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路径研究”(15BKS11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美群,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3),主要从事文化哲学、文化产业、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等研究。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党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鲜明地将文化的兴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直接相连,文化被重新定位和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文化自身的深层次、复杂性和特殊性等原因,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人们在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自身发展规律等基础性问题的理解方面,仍然是见仁见智的。例如,有人认为,所谓文化,就是知识学问;有人认为,文化是道德素养;还有人提出,文化就是传统,是人的历史创造物;也有人认为,文化是活生生的现实,诸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无处不在……由于对文化认识的多样化,学界有人主张,应从不同层次和类别的角度对文化进行分门和归类,如“文化二层次说”“文化三层次说”等;也有学者主张对文化的概念不易深究,应该对其模糊化,进行泛泛解读。

      我们认为,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关键要素以及“四个自信”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绝不能漠视和忽视,而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全方位、深层次对文化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解读,这是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和前提。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也成就了人类,文化贯穿于人类社会不同领域。从学界的研究来看,专门以文化或文化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大概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西方。20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方文化研究由以分析为主,开始全面转向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思路上来,文化问题就成为了西方不同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斡旋在众多相关交叉学科之间。到目前为止,西方文化研究仍然方兴未艾。

      在中国,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将文化问题带入了人们的视野。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深刻转型而引起的文化论争和“文化热”,才彻底解放了人们被束缚的思想。因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在中国逐渐受到重视。如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已渗透到不同领域,它的影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为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现象在人的世界,特别是人的研究世界始终存在。所以,“文化”一词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但是,当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将目光转向这一被熟视无睹的概念时,却发现文化的规定性之边界的确难以把捉。如果说,文化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么,文化一定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当我们伸出手想要去捕捉文化时,却永远不可能触及。那么,文化一定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存在于人的头脑或精神世界中。但是,纵观各种美食、服饰、建筑、艺术或不同风俗、仪式、禁忌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活生生的文化却又看得见、摸得着,和我们又如此贴近。所以,文化既是最真实的存在,又是最虚幻的存在;既是有形的存在,又是无形的存在。

      1952年A.L.克鲁伯和克赖德·克拉克洪通过深入研究,归纳总结和罗列了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学界关于文化的164种界定,发表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视》一书中,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如描述性、历史性、规范性、心理性、结构性、文化遗传、文化分类等视角,分别对文化进行了不同的界定。这一方面说明,文化的确内容过于复杂,难以通过语言技术来精确表达,所以无法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另一方面,不同学者由于视野不同,对文化关注的焦点和对文化理解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同,我们不能够也不需要去消除分歧,片面追求统一。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化本身就是一个虚无飘渺的概念。从总体来看,由于人们对文化内涵和外延边界把握的差异,或对文化内涵的关注焦点不同,导致了认识上的一些差异。事实上,拨开重重迷雾,我们发现,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仍有诸多共识,这也是文化的内在本质和根本所在。

      文化和人与生俱来的同在性,揭示了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本质内涵,是我们理解文化的关键。尽管人们对文化的理解迥异,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是“人”,文化即是——“人化”。

      其一,从文化的源头来看,文化是人对自然的超越。在自然生命的意义上,人本身就是自然,从生到死,自然而然。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这种自然存在,而在于人意识到自我与自然的分离,或者自我的超自然存在。这种超自然的存在,主要是通过对象化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202这说明,人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实质上就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对象化活动的结果是自然的人化,或者自然的文化化。因而,文化在本质上是人自觉或不自觉活动的结果,是人的类本质活动的对象化和非对象化,代表着人对自然的超越。简单地说,人饿了吃饭,人困了睡觉,人性饥渴时进行性交等,都属于生物本能,没有文化可言。当人类跳出自然羁绊,思考吃什么、怎么睡,以及享受爱情的愉悦时,就不再只是本能,而是典型的文化表现了。

      其二,从文化的进化过程来看,文化是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作为自然有机体的一部分,人也不断地改造着自身。马克思曾对人的社会本质作了精辟概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6这不仅揭示了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揭示了文化的社会属性。人类超越自然而构成人类社会,这是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文化之所以能不断展开和进化,就在于人类不断超越自然,并由此而确立了社会性存在。在人的复杂的社会性关系中,最根本的文化矛盾有两对:即“小我”与“大我”、“自我”与“非我”的矛盾。人作为个体,表现为独立的“小我”,社会作为人的类存在而构成被认识和改造的“大我”;人自身构成“自我”,其他的存在包括其他人或非人,又构成“非我”。在人类社会中,“小我”与“大我”、“自我”与“非我”的矛盾运动,延伸出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矛盾关系,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道德问题、价值问题等不断被提出和解决,推动着文化的不断丰富和繁荣。文化的这种无限展开性,恰恰正是人的社会本质的丰富性体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无限展开。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3]126因而,可以确切地说,文化是人成为社会存在物的标志,文化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得到肯定,在社会实践中得以产生,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得到发展。

      其三,文化具有人的群体性特征,是文化共同体所共同享有的。如前所述,文化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息息相关,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的偶尔行为或观念就构成文化。对于单个人来讲,总是要在一定的文化场域中展开活动。因而,文化对于个体的存在往往具有给定性和强制性。但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存在物,其最大的特征便是强烈的自在性和自为性。超越自我,背离历史积淀下来被群体共同遵守的特定的文化场,成为了人的创造活动的一部分。当新的文化样态被大多数群体所接受时,新的文化就出现了,这种矛盾运动不断推动着文化的创新和进步。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具有群体性特征,所以不同生活群体,如不同部落、民族、国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或文化模式。因而,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文化绝不是单一的,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符合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从人类文化本质来讲,人作为区别于其他生物物种的类存在,又具有一定的共性,即人的类特性。例如,人作为人都具有基本生活需要,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可缺少,这又构成了文化的共性或统一性最深刻和最本质的根源,也是多样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前提和基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人类也能够允许一些差异,这样人类的文化将会更加丰富多彩。”[4]395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及其辩证互动,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典型特质。

      当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人化”时,主要强调了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以实践的观念理解文化,对于我们认识文化的本质内涵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把文化理解为实践的产物,就意味着文化无所不包,也就什么也说明不了了。马克思曾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存在物。”[5]128人的这种自我确证,既证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和根本,也间接论证了文化的灵魂和根本,即精神,这就是文化最深层的精髓所在。精神,简单来讲就是人的意识、思维、思想、观念和价值等,它所反映的是人的内心世界,看不见摸不着,只能通过外显的实体表征出来。但是,这并不就意味着,人的精神一定是内生的。相反,它是由外及内的。人的精神主要来自人在对其对象世界进行活动和改造的过程中,对对象世界的体验和考量。对象世界通过人的感觉、知觉、表象和意识等方式反映到人的大脑中,便形成了精神。在文化的生成过程中,这种精神因素和精神内涵就构成了文化的精髓。

      具体地说,人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存在,其基本的生存方式必然包含某种内在的文化精神,否则,人对自然的超越就成为了空壳或空话。这就是说,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按照自己的目的、欲望等,将现实世界改造成自我所要求的世界图景;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客观世界的规律性,按客观世界的内在要求去构建理想世界。所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其内在的意识活动所孕育和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心理素质、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情感、民族性格等,潜藏在文化的最深层,反映的不仅是人的内在精神,更是客观世界精神。它内化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长久地积淀在不同文化深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长期以来,由于文化概念的复杂性,人们习惯性地将文化分为多个类别和层次。典型的分法有两种。一是根据所涉范围的大小,分为广义文化、中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活动及其成果,它是涵盖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一种大文化观;中义的文化是指人的精神活动及其创造的成果,特指精神层面的内容;狭义文化主要指文化、艺术、诗词歌赋、音乐、舞蹈、戏剧等内容,是传统文化观的沿袭。第二种分类方法,是根据人的活动领域和文化的主要结构将文化分为三类:一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创造的“物质生产文化”,包括物质生产过程及物质性的实体成果;二是人类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所创造的“制度行为文化”,包括制度、规章、法律、条例、体制、机制等制度层面,以及风俗、习惯、礼仪、禁忌等行为层面的内容;三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时所创造的“精神心理文化”,它主要反映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审美情操等社会心理文化,政治理论、法权观念,以及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文化。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对文化进行必要的分类是大有裨益的,有利于人们对文化内涵的全面深入把握,以及对文化进行跨学科综合及交叉研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常常对文化的概念、内涵及分类等问题进行机械化的解读。认为在我们对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文化的概念必须彻底明晰化,不同的文化分类和层级之间丝毫不能混淆,否则就是对文化的误读。事实上,这种理想化的认识本身就是对“文化”概念的误判。当人们根据研究的需要,对文化进行必要的分类时,顶多也只是按逻辑暂时性地将其分为两类、三类、四类或更多。在现实社会实践中,人类无法将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文化彻底分开。当我们认同大文化观或物质生产文化时,不可能离开精神层面的内容;而精神文化观的认同,也要通过人的行为或人创造的有形之实物反映出来。

      文化的复杂性既是人类思维的逻辑表现,也是文化实践的逻辑反映。文化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最为普遍的逻辑,既受到外部实践的影响和制约,也受到人的意识活动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内部和外部的双向影响,要求我们在认识文化的概念时,不要过于机械化和僵化,否则也就无法真正认识文化的精髓及奥妙所在。简单来说,全面理解文化需要特别注意三点:

      其一,文化离不开人的精神。文化越自觉,其内在的人的精神及价值观念便越自觉。离开人的精神,便无文化可言。这是文化的灵魂和核心所在。

      其二,文化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存在领域。离开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无文化可言。过去人们曾将人类社会结构细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认为文化是被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决定了的精神性存在。从人类历史演化的长河来看,这种总体性的趋势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当我们把这种理论范式应用到某个特定时期或特定领域时,这种机械决定论显然不利于我们在深层次上理解文化的本然。

      其三,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化石,它处在静与动的平衡之中。当一种文化形态被创造、积淀并被群体认同和接受时,它处在一种“静”的状态之中,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自觉或不自觉地规范着人们的精神和行为,这也是文化惰性的集中表现。但是,这种给定的文化场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或者内部人性(或人的创造性)挑战时,文化原有的稳定性被破坏,新的文化形态最终将代替或丰富原有的文化形态。文化的这种静与动的平衡以及矛盾和张力,推进了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从“人化”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关注的焦点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因而,凡是属人的世界都是文化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在本质上也即文化性的存在。这是对文化的本体性把握,是我们研究文化的一种根本立场。这种文化观,学界一般称之为“大文化观”。而从“精神”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主要关注的是“大文化观”或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核心”与“灵魂”。简言之,文化世界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都可以统称为文化,其内在根据就是人之精神存在其中。这是一种无形的、内在的思想体系与价值体系,总体上反映了人的观念体系,一般以理想、信念等形式外化到具体行为之中。这种文化观,学界一般称之为“小文化观”。无论是大文化观,或是小文化观,都是我们在理解文化时应该同时具备的两个重要视角。因此,当我们在对具体文化问题或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时,应更多地关注其整体性和深层次内涵,否则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将失之偏颇。

      基于以上理解,我们认为,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领域,它有其自身特殊的发展逻辑和规律。

      第一,文化发展决定性和选择性的辩证统一。文化发展的规律本质上是人的文化创造规律,文化的发展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一方面,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讲,文化的发展是由生产方式和经济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文化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社会时期和阶段,其发展取决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和主体选择,并“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6]701。这就是说,文化发展的决定性是从整体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意义上讲的,正如恩格斯1894年《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所指出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6]732相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文化的“人化”及精神性特征,人们在对文化的具体发展模式、发展途径和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又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恩格斯晚年在比较德国与英法、法国与英国的发展道路时指出,落后国家可以继承其他国家的思想资料和优秀文化成果,首先实现文化上的跨越式发展,“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6]704。所以,文化的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的辩证统一,而主体选择性是在决定性所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的,而不是建立在主观愿望之上的。那种片面夸大人的选择性或者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观点,都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到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走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

      第二,文化发展规律的基本趋向一致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任何规律包括文化规律,只是指明了文化发展规律的总趋势和方向,但可供选择的路径和道路却是多种多样的。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发展基本趋向的一致性和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晚年数量惊人的“人类学笔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例如,根据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菲尔等提供的史实材料,马克思对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进化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以非洲、澳大利亚、波利尼西亚、美洲等不同民族为例,指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模式和道路是多样的,“在一些地理上与外界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6]331。但是,归结史前社会大量史实,不同地方尽管存在差异性,其文化发展依然是有规律可循的,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是一致的。这就是说,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因而,自古至今,世界上的文化形态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性的特征。但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在日益频繁交往中,其共识性和统一性的东西又日益增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和普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在文化交往中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它们之间并不是一方克服另一方的关系,而是在“和而不同”中一同向前演进。

      第三,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通过民族性和世界性具体表现出来。世界的统一性存在于民族的多样性之中,而民族的多样性又包含着世界的统一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决不是要固守民族性,而是要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统一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习总书记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7]。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涉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安全等诸多领域,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从文化领域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规律,本质上就要求尊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的自我价值,并在交流互鉴中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推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正如习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时指出的,世界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和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8]。

      [7]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8]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28.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