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汉代的大象图像

    2019-07-24 14:54:21

    (节选自《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一书中同名文章《惯于石上读春秋》,经出版方授权发布,文 / 王煜 编 / 郭时羽 任慧)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中原腹心的河洛之地进行了一次为

      (节选自《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一书中同名文章《惯于石上读春秋》,经出版方授权发布,文 / 王煜 编 / 郭时羽 任慧)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在中原腹心的河洛之地进行了一次为时不长不短的考察活动。

      “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材,龟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中国古代的建筑,其主体一直是土木,秦汉以来一些特殊的建筑(丧葬、纪念)多用石材。我们此次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汉唐时期的古迹,一两千年的地火水风,石材尚且剥落生苔,木材更极少能够保存。土中的雪泥鸿爪则需要仔细辨认,往往要亲手清理才能有较为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考古工作者经常标榜的“土中找土”的技艺。我们的匆匆一瞥,焦点自然主要在大型的夯土工程(如城墙、宫殿基址、封土等),更主要在号称永垂不朽的石刻上了。关于碑志,有更专业的朋友们关注,这里谈一点我较熟悉的汉代石雕方面的问题。

      《说文解字》中说:“阙,门观也。”《释名》中的说法更符合汉代经师的套路:“阙,阙(缺)也。在门两旁,中央阙(缺)然为道也。”不论怎样辩论名实,阙事实上就是一对门楼,用以壮观其门,所以往往有一定的等级制度。比如天子用三出阙(每个阙体有从内而外依次降低的相接的三个部分),其下有子母阙(两个部分)、单体阙,屋檐也有重檐和单檐。

      已经发掘的汉景帝阳陵陵园的南门阙就是一对三出阙,说明天子之制确实存在。有学者讨论过,按照文献记载,二千石以上高官的府第方可置阙,然而实际发现的墓阙的使用情况却比较复杂,平民(一般来说应是没有官职的地方豪强)也见使用,而且也有用重檐子母阙的。实际的立阙除了身份的限制外,财力的局限恐怕更为重要。山东嘉祥武氏墓阙题记中说:“造此阙,直钱十五万。”东汉蜀郡属国都尉(《水经注》中误作蜀郡太守)王子雅石楼(即石阙)题记中说:“父殁当葬,三女各出钱五百万。一女筑墓,二女建楼。”这对石阙的造价更高达一千万。

      汉墓题记多标榜,其上的造价或有水分,不能全信,但毫无疑问的是,一对雕刻精美的石阙必然非一户普通人家所能置办。然而墓葬图像(主要是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中的阙一方面不必担心礼制上的过分招摇,另一方面造价相对低廉(尤其是画像砖和壁画),所以受到东汉墓葬的普遍欢迎,更加没有制度可言了。四川地区东汉晚期一砖一画而大量模印的画像砖可能已经可以作为成品供丧家选用(自由选择并不是就没有套路,现在全国的室内装修也没太大差别,而我们自认为是绝对自由的),等级制度恐怕更无从谈起了。可是,我们在墓葬图像中却没有见到过三出阙,看来在客观的制度和主观的心理上还是存在着一些人们不去触摸的红线。甚至连墓葬中表现的天门(也用双阙表示,不少有题记)也是子母阙和单体阙,天界之门应该不会存在僭越人间的罪过,似乎是等级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了。

      墓葬制度的问题很复杂,尤其在汉代,特别是地下的部分,因墓葬的逾制僭越而受到惩处的事例很多,但基本都是作为政治斗争中失败者的罪名出现。有规定未必一定遵守,没有规定也并非无拘无束,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若有若无,像是西方极乐世界中的餐盘,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例如,《汉书·王莽传》中记载王莽在清算董贤家族时,其中的一个重要罪名就是董贤的棺上画了四象,左青龙,右白虎,至尊无以加,僭越了天子之制。按说起来四象的确是天之象征,董贤你一个男宠,棺材上凭什么画四象,死有余辜,开棺曝尸,满门抄没。然而从西汉中晚期的卜千秋墓开始(西汉中期的梁王墓还算是诸侯王,稍可宽宥),在墓葬中乃至葬具上绘制四象便是常见之事。还有不少绘了完整的日、月、四象、二十八宿的天象图,相对于董贤的曝尸,就该鞭尸了。怎么解释?我们是采取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的科学式理解,绘制礼制起伏的时空曲线,还是这个罪名和制度本身就比较玄学?

      还是回过来说中岳汉三阙,即嵩山中至今尚存的三对东汉石阙。太室阙建于安帝元初五年(118),启母阙建于安帝延光二年(123),少室阙大概与启母阙同时。这些皆可从阙上的题记直接读出来或推算出来。现在能见到的东汉石阙数量不多,但也不算很少,而且基本是墓阙(墓地的大门),中岳汉三阙却是庙阙(祭祀场所的大门)。太室(泰室)庙、少室庙是祭山岳的,属于自然神祇的神庙;启母庙祭祀的是夏禹的夫人、夏启的母亲,传说中在此处化为巨石,属于神话人物的祠庙(汉代人恐怕并没有这样的区分)。不过作为石阙而言,它们与从东汉初期就开始出现的石质墓阙在造型上、图像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图像的问题容后再谈),不必分开来谈。

      汉三阙从形制上讲,有一定的地位。金石学文献中有出自四川梓潼的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的李业阙铭,然而本体不存,现存的一石及题刻或许是出于后人伪托,尤其是顶盖,十分怪异,不可轻信。早期的石阙多存于山东临沂:如莒南孙氏阙,建于章帝元和二年(85);平邑皇圣卿阙,建于元和三年(86)左右;平邑功曹阙,建于章和元年(87)左右。此三阙时代、地域极为相近,后二阙形制极为相近,皆较低矮,不足两米,单体单檐,阙体方正,造型简单,矮小的斗拱直接承托屋檐,缺少后来往往称之为阙楼的部分,图像皆在阙身,内容基本一致。孙氏阙仅存阙身,也是单体阙,向上收分,与前二者略有不同,仍然较为简单低矮。而建造于安帝时期的汉三阙就显得有所发展了,皆为单檐子母阙,阙身更加宽大,高为三四米,斗拱部分虽然仍不突出,但装饰已经复杂化了,图像仍然主要在阙身,也出现在相当于后来所谓的阙楼部分,不过此部分的图像多为仿建筑的连璧、椽头等较为简单的装饰和结构。更晚一些的嘉祥武氏阙(桓帝建和元年,147),结构更显复杂,重檐子母阙,阙楼的部分已较为突出,图像满布于阙身和阙楼,没有主次之分。

      之后的石阙主要分布于四川(包括后来分出的重庆)。川西(雅安周边)和川北(绵阳周边)的形制较为相近,阙体高大(五六米高),有复杂突出的斗拱部分,体量可与其下的阙身相侔,多称之为阙楼,多为重檐子母阙,但上重屋檐较小,直接叠压在下重屋檐上,看上去更像单檐,图像多在阙楼的斗拱之间和阙身上部与阙楼相接处,典型者如雅安高颐阙(献帝建安十四年,209)和绵阳杨氏阙。川东石阙形制多瘦高,阙体向上收分,多为单体阙,其他与川西略同,见渠县诸阙。三峡地区的石阙形制更为瘦高俏丽,单体阙和子母阙都有,突出的特色是上下两重檐的体量相当,距离较宽,分割成两重阙楼。如果川西的典型石阙只能称为单檐,那么这里就是标准的重檐;如果川西已称重檐,这里就可以称之为重楼,如忠县丁房阙、无名阙。当然也有例外,如忠县乌杨阙就没有重楼,但仍然十分瘦高,一眼就能看出是三峡地区的汉阙。

      以上是汉代现存石阙形制的概括印象,因为材料本身就不多,概括也是极不准确的,稍微出现几例新材料恐怕就要进行重大调整,如果把图像材料放进去(虽然这样眉毛胡子一起乱抓也未必好),问题会变得十分复杂。还有不少介乎碑、阙之间的材料,也特别有趣。有读者会嫌弃我上面讲形制太多,然而这是理解文物最为重要的基础和主要的知识,只是为着什么目的讲到什么程度而已。

      由上面看来,汉三阙所处的安帝时期,不论从石阙数量和形制来看,都有较大的发展。不仅石阙是这样,太室阙前站立的东汉石人也是如此(石人的问题容后再谈),碑刻亦是如此(安帝之前寥寥无几,自安帝开始增多,其后极盛于桓灵),曾经有先生讲汉代墓葬制度的变化时,也特别点出安帝这个时间点。

      这些墓葬设施,安帝之前即已出现,缓慢发展,安帝以后势不可挡,而史书中有一个判语:“自安帝政治衰缺。”具体从丧葬政策来看,众所周知,自汉初即大行厚葬之风,前期多在帝王和诸侯王,中期以来被及全民,劳民伤财,破家败业,世风逾下。所以自西汉晚期朝廷就启动了长期调控政策,成帝永始四年(前13)下诏禁止厚葬,其后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都曾下诏节葬,似乎成为每朝皇帝一以贯之的国策。而且从正史记载来看,自成帝开始的每朝皇帝(西汉末的特殊情况自然顾及不上)都专门下过一次诏令,而安帝分别于永初元年(107)和元初五年(118)两次下诏节葬,后一诏书中还说“有司惰任,讫不奉行”(把锅甩给了下级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后终东汉一代近百年时间中再无节葬诏令颁行了(献帝时又下过一次,自然应理解为曹魏的政策了)。而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汉代的厚葬之风伴随着禁止厚葬的诏书的颁布逐步高涨,东汉中期以后(大概就是安帝以后)臻于全盛,大型的多室墓、精美的装饰、地面上的各种设施蓬勃发展。其间三昧,值得品味。有些墓阙上还题刻了阙的造价(未必真实),东汉早中期的孙氏阙是一万五,中晚期的武氏阙是十五万,晚期的王子雅阙高达一千万。不过我们在这个造价上暂且不要过多追究,一方面从其他材料来看,东汉晚期标榜吹嘘之风越来越盛,骗鬼唬人,不必当真;另一方面东汉晚期的通货膨胀应该是比较疯狂的,后来刘备发行直百钱(百倍面值),孙权发行当千钱(千倍面值),据说竟然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经济,也可见一斑。

      汉三阙的图像与时代稍早一些的平邑功曹阙和皇圣卿阙最为接近,只是由于阙体更大,画面更多,内容要稍多一些,并在类似于阙楼的部分增加了建筑装饰(连璧、椽头)而已。总体上也不过是墓葬和墓阙中常见的日月、神兽、出行、狩猎、百戏、拜谒、宴饮这些内容。启母阙上有一幅一人坐树下,旁一人持锄状物的形象,可能是孝子故事,然而过于简单,不好确认。图像的位置和组合上除三阙自身形成的一个传统外,看不出太多的信息(记忆中,一阙的部分图像组合与其他二阙及自身相对部分比照有所错乱,由于构成阙体的石块大小相似,可能是后人复原时未能多方比较研究而致位置错误,不太可能是修建时的错误,因为石块不多、分层也少、图像简单,当时人出错的可能性较小)。有意见认为启母阙上已经漫漶严重的两幅人物图像(好像是中间一人呈坐姿,两旁有二侍者)分别是夏禹化熊和启母化石的故事,与启母阙应景。由于一则图像漫漶又十分简单,二则整个汉代图像中还从来没有这两种题材可以类比,也无榜题依凭,三则这两个图像从整体来看处于宴饮、百戏的场景之中,我觉得就是一般的人物,没有明显的特殊之处。而且总体来看,三阙的图像严格遵守着流行的套路,与同时期的墓阙和墓葬一般无二,并没有要配合其祭祀对象的意图。

      启母阙和少室阙的百戏、宴饮图像中皆有一人舞蹈于一圆盘形物旁边的题材,两者还有一些不同,一些意见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蹴鞠图,意义特别重大。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原因还是图像因素太简单,似是而非,而且并没有真正确认的蹴鞠图像来对照。这样说并不是我们就不能识读出新的题材,而是识读一个新的题材得有可靠的榜题或者能排他的较为特殊而具有一定复杂程度的图像因素(这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较能使人信服),否则由虚入虚,以虚对虚,内外两虚,撑不起腰来。而另一方面这里的图像明明是比较常见的题材类型。启母阙上该人物长袖舒展,长裙摇曳,显然是常见的舞蹈的动作,其足旁有一较大的圆盘形物,圆盘似有边轮。这有两种常见的可能,一种是所谓盘鼓舞,地上置盘鼓(数量不定),舞者上下踩踏腾跃,既显示体态轻盈,又可以踏节为舞,需要较高的技艺,往往出现于百戏杂技的场景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圆案旁起舞,这样的圆案在三阙图像上不少,有些上面还有耳杯,这里的圆盘形物中间似乎也有东西,但看不清楚,不能确定。少室阙上的图像稍有不同,一人长袖仰身而舞,下身着裤而不着裙,旁有一人坐于几案旁,一手持竿指向圆盘形物,圆盘有一圈边轮。这个图像更像是一种杂技,或是冲狭,或是走轮。若是蹴鞠一则球过大,二则姿势怪异,三则其旁边与之一体的持竿人物无法解释。总而言之,这两个图像到底是否为相同题材(有相同处,相异处也很突出),具体为何种题材,尚无法断定,但总之不出乐舞百戏的范围,是汉画像中最常见、最普通的种类,并无特别特殊之处可支持我们突破总体认识而确定其为一种新的具体题材——蹴鞠。

      还有三阙上的大象图像,同访的朋友都问起我这个问题,看来大家特别感兴趣。少室阙和启母阙上都有一头巨体长鼻之兽,一般都将它们认作大象,形象也都有些怪异。太室阙上也有一头长鼻之兽,形态更为怪异,所以有人又将它认作“貘”,我认为还是大象这个常见的、也见于其他二阙的题材。形象失真而怪异,应该是当时的一般工匠还没有准确的知识而根据传闻创作所致。关于汉代的大象图像,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我以前也做过细致的分析,涉及文化交流中传播、接受、理解、附会及运用等许多方面,说来话长,这里就不赘言了。

      其实,此次考察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东西还有很多,从此以后我也立志要多走走看看,有些东西是纸上得来终觉浅,有些甚至纸上就得不来。比如我此次在偃师博物馆中仔细看了所谓洛阳地区早期的空心画像砖墓。画像砖一词给我们传达的预设是与四川地区的那种典型画像砖为同类,可是当我看到这些早期的空心画像砖时,眼睛的归类却与语言的归类不同,更愿意把它们看作画像石。就是用更为廉价的砖来替代石材,用更有效率的戳印来代替凿刻,实际是要做出石的效果,所以用以作门楣和门柱。而门扉的形制由于不便烧砖,还得用石材来雕刻,粗看起来,不易分别。且二者本来就是一体,分为画像石和画像砖反而多余(这只是说洛阳地区早期空心砖墓的情况,并不是说其他时间、其他地域二者也不分别)。而这里的空心砖墓,实际上就是利用砖来仿建一个石椁,这个“石椁”与山东地区早期的画像石椁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需要单独梳理,又需要放到一个更大的系统来理解。

      这使我想到,上一次在人民大学参加第二届历史考古青年论坛时,一位研究汉代考古、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向我“征稿”,他很反感现在有些图像研究解释太过,奇谈怪论太多,希望我写一篇东西从方法上、材料上批评一下。这个我觉得很有必要,但掂量一下自己恐难胜任。我想,这位先生之所以能看到这些问题,就在于他对材料有总体把握,不受欺妄迷惑(他在评议青年学者报告的时候对材料就可谓如数家珍,知根知底)。我倒愿意发心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主要的汉代图像材料从载体、时空、组合、题材、格套、装饰、题刻的发展等方面好好作一番梳理,为越来越多人参与的图像使用和解释提供必要的基础,这也是我们考古学研究的一项基本责任。我现在就放下这里轻松的笔触,去做这件沉重的工作。

      野黍离离,摇曳此间,多少过客。燎原烈日无声,躁动几丝风色。难寻痕迹,隐约丘垄连绵,一齐抛向恩仇侧。黄土细摩挲,认千年时刻。 中国,聆兹伊洛,问彼嵩高,总成沉默。纵使年年,踏遍人间阡陌。古今同梦,梦断梦续何方,精神都付斑斑墨。暗处再燃犀,读当时魂魄。

      (王 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美术考古。自幼发蒙诗词,现任四川省诗词学会理事。)

      △ 《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耿朔、仇鹿鸣编,中华书局,2019年6月出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