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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6-27 20: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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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记者节,是一个承载了无数新闻工作者光荣与梦想的节日,让我们一起走近学贯中西的清末报人王韬,林语堂在英文版的 《中国报刊与舆论史》一书中,将这位曾经的科举失意者推崇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公元1867年,是很平凡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却因两个读书人的不同际遇而显得很不寻常。两位读书人一个叫赵烈文,一个叫王韬。他们都是科举制度的失意者,一个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心腹师爷,一个是清朝的通缉犯。与那些金榜题名的进士举人相比,他们不过是士人群体中的末流。对清王朝来说,他们的存在与否,真的是无足轻重。然而,就是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秀才,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没落帝国的前途命运。

      1867年7月21日,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里,曾国藩与他的师爷赵烈文进行了一番颇有历史深意的对话。在闲谈中,赵烈文对曾国藩说:“清亡不出五十年。”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赵烈文预言,又称“丁卯预言”。如前所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赵烈文的预言是正确的。同样在1867年底,赵烈文的结拜兄弟王韬乘船离开了香港,前往欧洲参观西方的新世界。

      王韬归来后,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由华人创办的中文报纸——《循环日报》。此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影响极大的报纸之一,是我国近代第一家提出变法自强的报纸;它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要为振兴中华、抵御外敌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这也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

      1897年,隐居上海的王韬生命走向了尽头。在他死前的3年,也就是1894年,他专门约见了去北京向李鸿章上书的孙中山。王韬帮助28岁的孙中山修改了《上李傅相书》,并给在李府中供职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举荐信。虽然王韬的名气没有后来的革命者那样大,但通过办报和翻译,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近代思想的开拓者与启蒙者的角色。

      1849年,考举人不第的苏州秀才王韬接受了伦敦会传教士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协助翻译《圣经》,1867年王韬到欧洲游历时,已经39岁。

      此行不仅于他本人意义重大,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也影响深远。虽然在他之前,已有许多中国人出洋考察,最著名的如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人,他们在西方受过现代教育,但是他们不像王韬那样饱读诗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作为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读书人,王韬的离华赴欧考察,确实象征着大清帝国文明的没落。其后,以王韬为代表的一小批清朝士大夫如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愈来愈为欧美政治理念所吸引。他们探索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开始抛弃大清帝国的天朝观念,致力于改造中国文明。

      1868年1月,王韬抵达了欧洲的第一站——法国的马赛。又从马赛到巴黎参观。巴黎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让他震撼,也让他入迷。他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大印象,除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就是欧洲人民生活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过,真正让王韬神往的还是英国。因为就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发动战争,开辟通商口岸,使得王韬这样一个科举失意者在通商口岸找到了立足之地。

      来到伦敦之后,王韬发现他竟然成为这座现代城市里的“怪物”。他在英国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天,王韬来到伦敦的阿伯丁大街时,被一群好奇的伦敦市民和小孩围观。当时的英国人都是短装打扮,男士们西装革履。而王韬呢,则是身穿长衫,脑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辫子!王韬长期充当外国传教士的助手,能听懂英文,王韬的一生,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一生。

      王韬的双面人生,发端于1849年秋天,那年他才21岁,学名王瀚,王瀚这个名字代表着他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是一个遥远的“昨日之我”。

      1849年夏天,对青年王瀚而言,正处在人生的重大关头。像洪秀全一样,王瀚的人生理想原本也是科举及第,无奈命运多舛。虽然他在1845年的“乡试”中拔得头筹,主考官对他大加赞扬。但是,在第二年的举人考试中,原本信心满满的王瀚却落榜了。一气之下,他把考试用的笔墨纸砚都烧毁了。1849年夏天,他的父亲病故。他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在上海,王瀚体验了通商口岸华洋杂处的文化氛围,也认识了外国传教士麦都思,并到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辑。像王瀚这样有秀才功名的读书人,去为洋人打工,在那时的主流社会看来是不够体面的事情。

      但是,墨海书馆的报酬优厚,王瀚只好委曲求全。从1849年秋一直到1862年春,王瀚一直在上海过着双重的文化生活。这种双重的文化身份认同让王瀚很困惑,很不自在。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仍不得不忍受同胞的怀疑和鄙视。作为走异路的文化人,王瀚与在墨海书馆工作的两个秀才李善兰和蒋敦复结为莫逆之交。因此,他们三人被称为“三异民”。

      墨海书馆是英国新教伦敦会的下属机构,在馆长麦都思的劝导下,王瀚先是成为基督教的“慕道友”,随后在1854年8月26日受洗,成为一名有“教籍”的基督徒。在此期间,王瀚协助麦都思翻译出中文版本的《圣经》,被英国圣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就印行11版,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从形式上看,王瀚新获得的基督徒身份让他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员,但是他的心依然留恋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屈身墨海书馆以来,十余年间,王瀚与麦都思等西洋传教士朝夕相处,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已经习惯了用西方的现代文明方式去思考大清帝国的弊病。如1859年,当英法两国提出“修约问题”,要求按照西方国际公理,派驻公使驻扎京师,但是清廷百般阻挠。对此,王瀚实在看不下去,他批评清廷昧于世界大势,不知变通。

      传统文化滋养着王瀚的灵魂,西方文明又让他对帝国的未来怀抱忧虑。这种东西方的文明冲突体现在其身上,就是他对清廷的态度,暧昧不明,模棱两可。他时而对清廷怀抱幻想,时而又希望清廷被洪秀全的太平军推翻。李秀成的太平军在1860年秋威逼到上海郊区之后,王瀚给湘军统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指出:“太平军在东南地区的成功,不在于其勇猛,而在于清廷在这一地区的地方官的职责划分不明确。”王瀚还在其他文章中批评清廷正如一个讳疾忌医的病人,当局只知道一味地放任自流,让国人迷信于现状安好。

      虽然对清廷倍感失望,王瀚还是希望它能发愤图强,改过自新。但是,1862年元月,王瀚听闻他在苏州东南郊外甫里镇的老母亲病危,立即返乡探母。一直到这年5月,他才返回上海。在老家时,王瀚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的长官刘肇钧写了一封信,请其转告李秀成。其信的大意是,建议太平军应该暂时集中兵力进攻清军,不要进攻上海,导致与外国人发生冲突。关于王瀚写这封信的动机,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王韬是为了讨好太平军,保护其家乡亲族的性命;有人说王瀚是受到英国人的指使。总之,当王瀚这封信在 1862年 4月 4日落入清军手中之后,清廷很快查出,这个黄畹就是王瀚,这成为王瀚叛变清廷的有力证据。1862年4月25日,清廷将王瀚暗中通敌的消息通告英法驻上海的领事,同时命令新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严密防范内乱,并命曾国藩查明王瀚的下落,立即拿办。

      实际上,王瀚确实在暗地中与太平天国的领袖有往来,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 也很希望王瀚为其所用。早在1860年7月30日,洪仁 就派人秘密联络王瀚,邀请他到太平天国做官。但是,王瀚托病拒绝。1862年5月18日,王瀚潜回到上海租界,躲避在友人黄春甫家中避难。5月23日,王瀚躲进上海英国领事馆,在那里住了135天。其间,恭亲王奕盉领导的总理衙门曾要求英国公使引渡王瀚,遭到拒绝。

      此时的上海英国领事为麦华佗,他正好是王瀚昔日的雇主麦都思的儿子。1862年10月4日,在麦华佗的建议下,王瀚偷偷地从上海乘坐英国怡和洋行的火轮船,远赴香港避难。这个大清帝国的通缉犯,从此开启了他的流亡生涯。在流亡途中,王瀚改名王韬,号子潜。

      在香港避难期间,王韬兼任《华字日报》主笔,这是他从事华文新闻事业的开端。王韬寻访故老,收集关于香港的资料,著《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3篇文章,记述香港的地理环境,英人未来前的状况,英人割据香港后设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纪中叶香港的学校、教会、民俗等历史资料。这些文章是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改名后的王韬,从此以这个名字称雄于香港媒体界,也以此名而垂青史。常言道,无心插柳柳成荫。大清帝国的通缉令,等于把王瀚这个双面文化人逼进了死角,让他无法再如从前那样自由地徘徊在东西文明的交汇处,而是让他不得不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最终成为西方文明改造大清帝国的媒介——中国现代报业的开创者。

      王韬在英国待了两年,和他的朋友理雅各一起住在苏格兰中部,除了不时地长长短短的旅行,两人还合作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在此期间,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给这位传统文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主持英华书院,王韬同返香港,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并且在日本引起很大的反响。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10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也受到王韬的影响。